中英《江宁条约》签订，五口通商，虽然福建一省即有福州、厦门两港开放，但真正成就的却是上海的传奇。申城地处长江入海口，沿江往内地通商便利，自然引起洋人极大兴趣。大概从此，阿拉上海与“洋气”就有了不解之缘吧。
所以，“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上海出现了全国第一处英语角也不奇怪：本来就是经济上的首善之区，重视文教宣化，何况百多年来与欧美日澳接触绵绵不断。同样，这个英语角在人民公园形成，也不是偶然。对面是当时上海第一高楼、涉外酒店国际饭店（The Park Hotel），很多热情盼望锻炼口语能力的青年就在门口“搭讪”老外，老外的心情我也很能理解：初来乍到一个长期封闭的国度，很希望多了解风土人情。
于是，一拍即合，成了城市复兴的一道风景。顺便说一句，“国际饭店”的店招，我前几年才得悉，是我的太老师、复旦大学外文系林同济教授所书。林公既非政治名流，也不是书法耆宿，请他留墨，不知何故，诚望识者教我。但这样的店招，冥冥中似注定国际饭店与外语教育要沾点儿边。
可惜，我1979年才出生，虽然就住在国际饭店左近，但连母语上海话还没学会，每天坐着外公推的童车去对面人民公园，只顾玩耍，对英语角毫无印象。而我第一次感受到上海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要到小学。那时，同桌杨勇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有一种能让我们“吃香喝辣，外加每天三颗大白兔奶糖”的考试——托福。只要能考过，这辈子就不愁啦！那是1987、88年吧。
我那时撞到教改，三年级就苦逼地学起了英语。班里也跟风开了“英语角”，但那不过是背课文的延伸，激发不起大家的兴趣。而且，那时着重背单词，yak、jet、bee、milk这种，不像今天那么讲交际、重任务，组不成句子，翻来覆去的“Is this your pen?”，如何能维持这班级“英语角”的惨淡经营呢？
其实，人民公园这类社会自发组织的英语角之外，高等院校与图书馆等公用文化服务机构才是英语角的有力后台。没有强烈的语言训练渴求，就办不好英语角，而中小学生往往还停留在“要我学”的阶段呢。
我进入初中后的1992年，成了上海成人英语角发展的分水岭。从各方面资料看，英语角的势头由此发生了断崖式的下跌。很多英语角已经办不到全天，到下午2点才有学习者姗姗来迟，吃晚饭前也早早散了。如果说1978年的勃兴是外语学习长期压抑的反弹，那1992年的衰颓就是外语学习趋于理性、追求效率的表现，对英语角固然是利差消息，但对整个受教育群体而言，是好事。
也正是在英语角下台之际，以“前进”、“新东方”为代表的补习学校前赴后继，悄然登场。后者既然打着教育的旗号，以盈利为目的，收了学费，也就不好像英语角那样采取脚踩西瓜皮的散漫训练方式了。
太散漫，即使有一定的量，也很难得到质的提高。我曾经给邻居的朋友介绍工作，这位小姐生于80年代中期，自称“热爱”英语。她说，小时候，其父母每个周末都带她去人民广场或外滩黄浦公园，逼着她去找外国人“练口语”，不到一定数量，“不许收工”回家。
大概是她在海外有亲戚，很想去投奔的缘故，所以一直把宝押在这种人造但有欠周密的英语环境上。可惜，她今天的英语水平我不敢恭维，录用她的单位甚至对此意见很大。至少在她的个案里，英语角的“浸入式学习”收效甚微。
我呢，也去过几次英语角。那是大一，虽然学的是英语专业，但学校里很少有机会开口。我先是周日下午去邯郸路正门毛主席像下的英语角，人是不少，但能开口说几句的不多，顿时没了兴趣。社会一直谣传复旦的口语不如上外，我的第二站就选择了上外。当时上外还只有大连西路一个校区。记得那是一个周二的晚上，在校门口的喷泉边，有两群人。但无不是靠一个“核心”人物侃侃而谈，其他黑压压一片都在静静聆听。
我根本插不上嘴，也无从谈起练口语了。最后，我所在那一片的“核心”人物，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提出：周末他在虹口公园门口一家叫“对角线”的咖啡馆里可以和大家继续畅谈。我顿时就对他起了推销软广的嫌疑。等晚上九点多，英语角散了，我终于遇到一位大学生，肯和我说两句英语，不虚此行了，虽然他是男的，也是复旦的，还读理科，而且是我学长……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理想的话题，只是觉得很好笑，为何复旦人练口语非要来上外。
大概是喜欢独处的原因，我回到复旦后，没有再去哪里的英语角凑热闹，而是闭门自学，抄书背书，勉强混到了英语不算特别差的地步。据说如今在华师大、交大、浦东新区图书馆等地，每周还坚持办着英语角。我佩服组织者、参与者的毅力，但不会鼓励我的学生去。因为那里即便有专业人士掌控全局，也不可能对每位参与者的口语表达细打精磨。[8a]
我对这点感受很深，因为去年我曾尝试用微信把身边有提高口语水平需求的朋友联合成八个群，每个群都是满员四十人，让大家茶余饭后多练练，可现在八个群莫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原因就是张口是错的，没人跟着纠正，于是一错到底；能谈笑风生的呢，他们又不屑“友不如己者”；定个话题，大家讨论吧，都要上班，没空查资料，甚至没空看新闻……话说回来，对那些口语水平高但平日缺乏听众的人来说，或许倒是个寻找存在感的好去处。
英语角的衰落，是大势所趋。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和“新东方”共舞。但这两个现象无不指向同一个严峻的现实：公办教育的英语，教得实在太——呵呵，你懂的。
作者 朱绩崧
来源《上海观察》2014年04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