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才是「世界语」

从小学到大学，巴金老人一直是我们上海最有名的作家。大概是他姓“巴”，而上海话里，“巴”是“土气”的意思，和“金”的土豪气相冲，我就一直忍着没有读他的书。前些年，巴金纪念馆委托我整理巴老西文藏书目录，我才想起他学过世界语。

我是1986年小学三年级，开始在学校里被教英语的，比当时通行的教学计划，早了两年，感谢教改。可是，我没语言天分，学得痛苦，英语成绩是三门主课里最差的。放了学，爸爸还请班长来我家朗读课文，录音机录下来，让我跟着学。落后并没有停止我的思考：“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学英语？《南京条约》丧权辱国，不就是英国人逼着我们签的吗？我为什么不学苏联语？”不过，所谓“苏联语”在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世界语面前，性价比实在也难显高。“巴金爷爷就是学世界语的！”有个小伙伴告诉我，我就想：“哇！大作家，还学世界语，把作品给全世界人民读！那我还学什么英语啊！我要学世界语！”那时的电视台，还有教授世界语的节目呢。

上一次看到世界语的读物，是前年陪朋友逛上海书城买英语教材，在四楼外语部，看到有巴金作品的世界语译本。翻开看看，又合上了，跟着就去看英语书了。“世界语啊，”我心中叹道，“和巴老一样，成了历史。”人造语言，迄今除了计算机领域里与听力障碍人群中，大概还没有成功的。世界语的名存实亡，令我深深感觉，英语才是“世界语”，从而解开了我儿时的疑团：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想了解世界，沟通世界，甚至改变世界。

至今还是不能否认，某些场合，法语、德语用的人不少，甚至必须用，但放在全球大背景下看，二者传说中的优雅、精准，在英语的王霸之气面前，几乎可忽略不计。英语之所以有如今的地位，一靠本身素质，二靠政治推动。

政治推动，概括起来，就是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先后兴盛。

纵观人类历史，大帝国不少，跨三大洲的罗马就捧红了拉丁语，天主教会接着捧，但把拉丁语锁在教堂里，就枯萎了。

英语则不然，日不落帝国借助侵略殖民与基督教传播，把英语送遍天下——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并不是用“如日中天”来形容不列颠尼亚的霸权威力，而是说其殖民地遍及地球各个经度，所以在帝国疆域内，必有一处有太阳临照。

就在帝国衰落之际，教育普及，书业昌隆，成了英语的第二波助推手。待到二战鸣金，美国两分天下有其一的新霸主地位初定，为英语深入推广作了背书。莎士比亚、钦定版《圣经》（英国多称the Authorized Version，简作AV；其余地方多称the King James Version，简作KJV；其实和英国国王James I或国会，没有任何授权关系，却因为扉页有句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而混得了“钦定”的雅号）和《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英帝国主导下英语国际地位抬升过程中的三样法宝，美国则干脆用GDP无出其右的经济实力锁定了英语那有实无名的“世界语”地位。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英语的今日。

但光有人捧，是不够的，红得发紫，乃至在英国，传习英语语言竟蔚然成一大产业，还是要靠卓越的素质。从语言学角度讲，英语的素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语法简单，词汇丰富。

您或许会反驳：“英语语法哪里简单啦？看看那些应付高考的孩子们吧，被语法题折磨得太惨啦！”没错，我也惨过，我高三一天要做三本英语语法练习册。可是，谈英语语法难易，要看和什么比了。英语在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中，属于西日耳曼语支；汉语，一般认为，在汉藏语系的汉语族。风马牛不相及，且成形期内，互未影响，发展至今，语法当然悬殊。举个例子：

•一式：我在公园散步。

•二式：I have a walk in the park.

一式里，状语“在公园”置于“散步”前。二式里，in the park在have a walk后。（古汉语里，状语后置。）二式里，I是主语，不可用me。但汉语里，“你爱我”与“我爱你”，“我”无论是宾是主，都是“我”，也没有单数第一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最恐怖的，是二式里的the，定冠词，这是汉语里根本找不到对应词类的。（一式里的“在”算不算介词，或许还有辩论的余地。）因为找不到对应词类，特难掌握，所以中国人写英文，冠词是最伤脑筋的一处。

再看时态，汉语的动词，没有词尾屈折变化——压根就没词尾，只有部首——要表现“过去”、“现在”、“将来”，只有加状语：“我曾在公园散步”、“我正在公园散步”、“我将在公园散步”。英语是have、had、having，消灭了歧义的可能性。时间是否明确表达，甚至是否作为句子不可或缺的组件，这就不是简单的差别了，而是两种语言在哲学层面的不同价值取向。当然，这不仅是汉语与英语的异趣，也是汉语与整个印欧语系的天壤之别。我甚至猜想，佛教提出“三世”的时间观，不正是因为佛陀说的巴利语，属于印欧语系吗？

上例可以管窥英语对以汉语为母语者而言，何以难学。

但请再想想当年“亡我之心不死”的列强里，其他语言难易程度如何。以我小有接触的法语和德语为例，性、数、格、时态，牵一发动全身，无不是复杂得令初学之人修习至此，止步者十有八九。深受汉语影响的日语，其语法也都要难过英语很多吧。动词方面，相对于欧陆语言，英语尤其简易，便于掌握。当然，不能忘记，英语今日的相对简易，乃是进化之产物。回望古英语，其动词变化类似近亲的德语，相当复杂。把古英语和当代英语并列，乍一看，简直是两种语言。

这个进化，很漫长，从公元前的凯尔特人到罗马占领（the Roman Occupation），从盎格鲁、撒克逊人、朱特人乘虚而入，到8至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the Scandinavian Invasion），再到1066年9月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诺曼公国也是维京人建起来的，所以说英语是“海盗的语言”，当不为过），英语词汇混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成了一个活力充沛的杂交品种。camp、mile、pound、wall是跟着恺撒的军团来的。sky和egg则是北欧海盗的贡献。如上文出现的I have walk in the park一句，从I到the都源自古英语，结尾的park则为法语出品。更不要提那成千上万构成四六级梦魇的多音节词了，多数或拉丁，或希腊，还真没几个是大不列颠的国货。

随着英美崛起，英语与世界上更多民族的语言发生接触，吸纳不少新词：pundit（印地语：智者）、samurai（日语：武士）、dim-sum（汉语：点心）……不少中大型英语词典里，每个词条下的词源信息，都会告诉我们一段语言交通的历史。号称天下第一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更是对词源不吝笔墨，往往连篇累牍，看得查阅者恍如迷航“大渡海”——日本电影《字里人间》在大陆地区迄今没有引进公映，可惜。

词汇日益庞大，远迈同伦，促成了表达手段的丰富灵动，使得英语作为信息承载的媒体，可以轻松应对各种语言任务。更重要的是，英语遍地开花，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形成了自命“标准”的英国英语之外的很多“亚种”：澳洲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香港英语，等等。其中，唯一能分庭抗礼的，是据谣传被联合王国今上女王陛下揶揄为mistakes的美国英语。这些“亚种”有效巩固了英语“世界语”的地位。

回到早先说的“英语才是‘世界语’”。在英语世界旅行，自然要用英语。但那里每每路遇华人和中餐馆，唐人街更是“乜啊”、“阿拉”不绝于耳，我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听牧师诵经，邻座那位大妈甚至是孤身自上海飞来，根本不识ABC，一路比划着来朝圣的。

反倒是我在非英语国家，如柬埔寨、越南、蒙古，如不能用英语与当地人交流，不安全感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开始在心田里作1分钟倒计时。街上拉住个过客问路，他如能说几句英语，那真是阿弥陀佛了！记得三年前的春节前夕，我从越南旧京顺化飞到红色首都河内，半夜坐机场大巴去市中心还剑湖附近一处叫Mã Mây的地方投宿，满车越南兄弟姐妹，英文水平都和圣保罗大妈伯仲之间。售票员频频报站，我不知所云，抱着大包小包，心里直骂：“你们不是也要改革开放吗！你们怎么都不学英语啊！”

不过，万法也要辩证看。我们融入世界，学英语是绕不开的道。英语对汉语，也确确实实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这大概从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就开始了。“被”字的滥用（如“本篇文章将被刊登于《新知》”）、“的”字的滥用（如“《新知》的定价20块，导致我不得不少买几份‘余额宝’”）“当……时”的滥用（如“当我一翻开《新知》时，苗大侠的猫就扑了过来”），凡此种种，很难说和我们几十年来海量低质汉译英绝无干系，它们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代人的汉语使用。

最近，我发现身边颇有几位90后，开始说“你有去过自贸区吗？”而不是“你去过自贸区吗？”这简直是要把完成时引入汉语的节奏啊！可汉语根本没有词尾，不存在屈折变化，过去和将来都不能单靠动词来分别，要“有”这个山寨“助动词”干吗？这类侵袭，已经不是词汇层面给二流汉语专家唾骂的iPhone和PPT这么小儿科了。这要转的，是汉语语法结构的基因，事关“夷夏大防”，不可不慎。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足见英语这门“世界语”，威力不可小觑！

作者　朱绩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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